寫給風島上的燭光
◎蘇子惠
台灣《明周時尚》第134期
疾病可以因被美化而昇華，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大量旁徵博引東西方文本，指出結核病是19世紀浪漫文人的病，雪萊和濟慈就是蒼白瘦弱、面有病容的代表人物；疾病也可以成為邪惡的同義詞，1989年桑塔格再度發表《愛滋及其隱喻》，慶幸結核病已隨那個浪漫時代消逝的同時，憂心癌症和愛滋病繼起成為聞之色變的世紀黑死病。桑塔格身為抗癌鬥士，深知人們對疾病的想像，有多麼容易流於無知和恐懼；病人彷彿化身卡夫卡《變形記》主角G，「指涉的是某種害蟲，一種准寄生物，帶著疫病的味道，沾有不名譽的氣習。」（胡淑雯《太陽的血是黑的》）
不幸得到某種疾病，連帶失去了「做人」的資格。傅柯在《瘋顛與文明》喟嘆縱使14世紀後痲瘋病院被閒置多年，附著於痲瘋病人的刻板印象無疑比疾病本身存留更久，它催生了18世紀瘋人收容院，乃至現代精神病院。與今日社會大眾恐懼愛滋病，將愛滋病與同性戀畫上等號，使其雙雙汙名化是同樣的道理。早在20年前，資深劇場導演汪其楣就深為身處邊緣的感染者和他們的親人所悸動折服，陸續動筆書寫台灣愛滋故事，集結成《海洋心情：為珍重生命而寫的AIDS文學備忘錄》，面對作家紀大偉提問：「文學院裡面的人如何參與社會？」汪其楣無疑可以理直而氣壯的，用她筆下的心情海洋紀錄為所有文人做出平反，也為台灣這塊愛滋出版的荒漠注入一股甘甜活水。
同樣在20幾年前，劇場導演田啟元感染愛滋事件轟動一時，汪其楣因而結識了關愛之家創辦人楊捷。那年年夜飯，楊捷膽大包天抱著台大醫院愛滋病人回家圍爐，於是汪其楣也向父母告假，去楊捷家和愛滋感染者同桌共食，當時她心知肚明「不會傳染」這件事實，要說服自己的身體和心情接受卻不容易。吃年夜飯中途，一位病友因身體虛弱必須提前回院，他經過汪其楣面前伸手道再見，汪其楣發現了自己的緊張，再下一個瞬間便一掃恐懼，坦然伸手握住對方滾燙而柔軟的手指，就這樣汪其楣開始了守護愛滋感染者的職志。
遠從台灣到非洲服務的陳麗卿修女，也是汪其楣心底一個遙遠的鼓舞力量。〈在香蕉樹下做個夢〉中，陳修女一次跟難民營青年講起她的家鄉：生愛滋病的小男孩住在會刮大風的澎湖島上，同學們怕被傳染不去上課，小男孩感到很寂寞。這群青年人聽完詫異極了，因為比起瘧疾、黃熱病和感冒，「愛滋又不會在上學的時候傳染。」其中一位表示願意做一張特別的卡片，讓那位小朋友不再寂寞。這是非洲青年來自遠方的心意；在台灣的我們能做的只有更多，包括在身心靈繫上紅色絲帶，與愛滋病患站在同一陣線，共同對抗社會的歧視和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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